The Postmodern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葉乃靜 (Nei-Ching Yeh)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班

壹、前言

1991年，University of Tampere資訊研究學系(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tudies) 為慶祝成立二十週年，舉辦了國際研討會，探討圖書資訊學的研究目標、範圍和主要的現象。會議席間，Gernot Wersig認為資訊科學一直都不算是一門有組織的學科，資訊科學若要成為一門科學，應成為後現代科學，以科學方法協助解決使用者所面臨的問題。「協助解決問題」是未來資訊科學研究的方向，事實上這樣的理念與Brenda Dervin的情境理論－由使用者面臨問題的情境，思考協助其解決問題的策略，有異曲同工之效。因此，本文由現代社會的問題、後現代社會的特徵談起，再由Gernot Wersig和Brenda Dervin的理論，探討圖書資訊學未來的研究方向。

貳、現代主義的現象及其問題

對於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人們通常是站在時代劃分的角度來談它，正如中世紀時的「古代」和「現代」的區分一樣(註 1)。換句話說，古典主義、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是將歷史區分幾個階段的概念。雖然，在時間上有先後之別，但其代表的概念卻是相承續的。因此，本文雖旨在由後現代社會的種種現象，探討圖書資訊學研究的未來，但這樣的探討，必須從孕育後現代主義的現代主義談起，以期對整個社會文化的現象有一具體的了解。

一、現代主義的興起

十八世紀法國的啟蒙運動是現代主義的根源，其相信理性與科學，認為人類是很理性的，有獨立清晰的思考能力，能運用科學的方法，解決面臨的問題。且人生來都是一樣，具有理性思考能力，都能透過教育提升自己，社會也將更趨於完美(註 2)。正因為現代主義強調，人有明智判斷和自我選擇的能力，所以，不再對神敬畏及對權威崇拜，並與自發的情感、主觀的感覺對立(註 3)。

啟蒙主義理想的提出，由其反對宗教蒙昧主義和封建的專制制度來看，可說是試圖解除古典主義加諸後人精神的束縛。隨著現代科學的興起，啟蒙主義哲學家提出現代性計畫，希望闡揚客觀科學、道德、法律和藝術自主的觀念，企圖利用專業文化的結晶，來為日常社會生活的理性組織架構服務(註 4)。此外，透過人類思考和科學的運用，人們相信知識的進步永無止境，社會與道德改善也將恒往前進。所以，過去那種需要以回顧古典來突顯「現代」的想法改變了，現代主義學者反對古典主義者的崇古理想，而找到歷史新時代(註 5)。

我們可以說，啟蒙主義對理性哲學的信仰，使其將理性視為知識與社會進步的根源、真實之所在以及系統性知識的基礎。理性被認為足以發現適當的理論規範與實踐規範，憑藉著這些規範便能建立思想系統與行動系統，社會便能再造。這樣的信念，體現於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以及其他民主革命中，這些革命家企圖推翻封建社會，創造一個公正、平等的社會秩序，從而展現理性與社會進步(註 6)。其實，這樣的理念正是美國公共圖書館興起的動力，相信藉由圖書館教育的功能，全民平等的受教機會，必能提升民眾的素養，解決一切的問題，使得社會更加祥和。

二、啟蒙主義和傳統理性哲學的終結

但是，事實上並非如此，現代主義深信的理性哲學並沒有讓社會更美好，現代主義的建構過程也產生無數的痛苦，從資本主義工業化所壓迫的農民、無產者、工匠，到被排斥於公共領域之外的婦女，再到帝國主義殖民過程中被滅絕的種族，都是這個過程的犧牲者(註 7)。而且，工具理性的出現，導致人們相信科技是解決所有問題的主要力量，人們利用新科技所創造的東西，反過來控制了人(註 8)。我們可以說，後現代社會中科技濟世的理想並沒有完整的體現；相反的，由於人們科技至上的觀念，以及對科技運用應有的社會責任認識不清，加上文化價值判斷之缺乏，導致科技運用為社會帶來嚴重的後遺症。

如同甘紹平所說的，儘管人們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啟蒙理性的理想社會仍未能超出單純觀念與烏托邦迷夢之形態，以法國為例，法國革命後我們所看到的仍是無休止的掠奪戰爭、貧富對立明顯。我們也發現如果人是理性的動物，為何人類的行為是荒唐、野蠻，甚至是慘無人道的(註 9)。

啟蒙理性最後會有這樣的結果，有人認為除了啟蒙思想家設計的理想王國，其賴以實現的物質基礎和條件尚未具備，人們盲目發展科技，使物質生產力膨脹，物欲愈加擴張，而導致精神貧乏和道德感的失落等原因外，也因為人們太理性了，反而忘了人性(註10)。王岳川則認為，五十年代以後現代主義內部諸多流派鬆散組合的離心力，以及自我發難和顛覆，加速了現代主義運動的解體(註11)。上述的種種因素，正是後現代主義興起的背景。

參、後現代社會的出現及其衝擊

一、後現代社會的出現及特徵

在後現代興起的時間上，理論家們各持己見，至今未達成理性共識。例如，H.G. Gadamer和Jacques Derrida認為後現代主義源自六十年代，隨著現象學、分析哲學的式微和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的衰落，以新解釋學和解構哲學的興起為特色，而登上現代思想的舞台；Daniel Bell則認為後現代主義是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而興起的，是社會形態在文化領域的反映，因此，後現代主義產生於60年代；Jurgen Habermas則認為後現代主義興起於二次大戰以後，他由重構而不是解構的角度來看後現代主義，並以溝通行動理論為基礎，發展出替代的理性概念，即反對現代主義植根於主體論的「意識哲學」，並設定了「溝通行動」和互為主體的哲學(註12)；Jean-Francois Lyotard認為後現代主義是後現代知識狀況的集中體現，他強調論述的異質性，提倡多元並反對一元化理論的立場(註13)，他也把後現代的興起看成是六十年代中期的事；Fredric Jameson則認為後現代主義是晚期資本主義的症候，代表著對資本主義的反叛，興起的時間為五十年代。William Spanos認為現代主義的本質是「復製」，其世界觀是一種重偶然性、重歷史呈現的「機制」，其興起時間應追溯到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哲學。(註14)

Steven Best和Douglas Kellner綜合後現代理論家的看法指出，在當代高科技傳播社會，例如電腦和傳播技術的結合、新的知識形式，以及社會經濟系統的快速變遷和轉型，正產生一個新的後現代社會。這些發展過程產生了更進一步的文化解組、時空經驗的改變，以及經驗主體性與文化的新模式，並提供了社會經濟與文化基礎。所以，後現代性的時代構成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與社會文化形構，需用新的概念與理論來理解(註15 )。

王岳川則指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隨著科技和經濟的迅速發展，西方社會進入後工業社會，後現代主義成為風靡西方世界的顯學。後現代主義迅速崛起，反映出西方文化流向的新變化，也顯示出它對現代主義的反動和承續的邏輯必然性(註16)。後現代主義挑戰現代主義的下列理念，諸如人是可以理性思考的、人人都是生來相同的、可以由社會獲得理性知識等思想，而代之以尊重人的個體差異，允許次文化的存在(註17)。因此，他認為後現代主義是以新解釋學和解構哲學為代表，其特色可以歸納如下：(註18)

(一)反永恒性：後現代主義認為存在一門只關心具有根本性問題的超級科學已值得懷疑；在人類生活的思想和藝術實踐中，也不應再存有「第一原理」的看法，也就是不應再固守有獨立於歷史和社會發展之外的「永恒不變的哲學問題」。

(二)反二元論：即反對二元對立的思想體系，尊重個體多元的差異性。也可以說，後現代的特色是不求同(所以不需要什麼共識)而求異。後現代主義認為，一切都是可能的，怎麼都行，可以說其以較深廣的氣度去寬容不一致的標準(註19)。

(三)反體系性：反體系性其實是解構主義的特色，反對任何人為設定的理論前提和推論，否定人能達到對事物總體本質，即總體同一性的認識。

若從思想潮流來看，王岳川則以後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不同的思潮，來說明後現代社會的特色。他指出，如果說邏輯實證主義、解構主義、現象學、存在哲學代表了現代主義主要的思潮，並呈現出逐漸向後現代演化趨勢的話，那分析哲學、新解釋學、解構哲學、法蘭克福學派、女權主義則代表了後現代主義主要的思潮；尤其是哲學解釋學和解構哲學，直接成為整個後現代思潮的理論基礎(註20)。

二、從後現代社會走向後現代科學

除了前述後現代主義挑戰現代主義的種種觀念外，若從知識的演變來看，資訊科技的發展使得知識角色也產生了變化，例如知識不再是個人擁有、知識較過去變得零碎、科學的複雜使得知識的驗證更加困難等。這些改變，所反應的乃是後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正因為上述知識角色的變化，Gernot Wersig認為後現代社會已走向後現代科學的階段。依照Gernot Wersig的分析，後現代科學下的知識變遷，其詳細的內容如下(註21)：

　　(一)知識的非個人化(The de-personalization of knowledge)

在印刷術發明以前，知識是個人化的知識，人們經由口語傳播的方式傳遞訊息。文字發明以後，知識可以系統的、立即的被記錄下來，其傳播方式除了口語外，書寫傳播也愈來愈普及，也愈來愈仰賴人們的閱讀能力。因此，有人認為古騰堡主要的發明並不在於印刷術的改善，而是新科技的進展讓愈來愈多的人，能記錄下他們個人的知識，並呈現給他人。

文字及印刷術的發明，改變了人類傳播方式，也使知識由個人化轉向非個人化。例如在一世紀時，個人化的知識是很明顯的，在科學史上我們會發現，沙龍和一些學術場合是科學知識常被討論的地方。而知識非個人化後，雖然知識較以往普及，相對的在知識的掌握上也更為困難，舉例來說，新聞從業人員無法掌握這種非個人化知識，只好在電視上利用訪談方式來報導新知，或利用研討會的方式，來傳播個人化知識。當然，知識的非個人化也間接影響非個人化傳播技術的發展，例如線上資料庫、光碟資料庫、視訊會議和多媒體系統等。

　　(二)知識的可信度(The credibility of knowledge)　　

早期，科學知識是可以藉由觀察世界而得到證實的，只是觀察的方法和技術較為簡單。然而，本世紀以來知識獲得的技術，如科技、研究方法和理論等愈來愈成熟，也導致科學知識難以被了解或證實。有關我們世界的知識，例如夸克和DNA等，一般人並未親見，卻只能相信。這就是典型的知識非個人化。

可是，如果知識變成非個人化，另一方面又有愈來愈多的知識必須相信，人們可能出現的窘境是，什麼知識該接受或那些知識該相信？而新科技的不斷進展，使得這種情亦形複雜。也因此，Gernot Wersig指出，我們雖然必須相信知識獲得的技術，但是，我們也要對獲取和複製知識的技術帶有批判性。

　　(三)知識的零碎化(The fragmentation of knowledge)

造成知識零碎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知識量的大幅增加，任何人都不可能過瀘完所有可能獲得的知識。其次是如同Max Weber所說學術的自主性，意指不同的學科領域不斷出現，且發展各自的標準，排斥其他相關學科的論點。第三個原因則是思想的多元化。在科學領域中，我們到處可看到知識零碎化的現象，不同的學科幾乎無法有相互爭論的情況。在此情況下，每個領域所歸納的知識，其依據的標準各自不同，所出現的術語也有所差異。事實上這樣的情況，除了在學科間出現外，同一學科內也隱約可現。

同樣的情況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也處處可見，例如我們每個人都屬於不同的團體、不同的環境，各自的習慣也不同，這也就是所謂的多元社會。不同的知識載體及傳播媒體的出現，也使得人們在知識的蒐尋上出現了問題，甚至我們可以說，知識的產生、呈現及需求，都出現了零碎化的狀況。

　　(四)知識的理性化(The rationalization of knowledge)

在現代社會，知識具有下列三個特色：可以用實驗方法予以歸納、以可被證實的方法呈現、具有人人皆能依循該知識的本質。這樣的特色，也因此導引出「計算」的理念：人們清楚的分析那些是應獲得的知識，那些應具有標準的知識要素。因此有人稱此發展為「行動的理性化」，人們的行動完全以計算為基礎，在此情況下的知識並不是每一種可能知識的呈現，而是計算導向的知識。

當然，「計算」理念的產生主要是基於應用資訊科技的增加，而人工智慧的理念也使這種情況更加驟。但其產生的問題卻是，並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計算(衡量)的，也不是所有的情況，每一種知識都能計算，應有其他以知識為基礎的理性行為模式才對。

肆、從後現代科學看圖書資訊學研究的未來

上述後現代科學的四個特色，會因為資訊化(informatization)的現象更為加劇。因此，Gernot Wersig認為，資訊科學要成為一門學科的話，應成為後現代科學(註22)。後現代科學不像傳統科學，企圖完全地了解外在世界的運作，而是策略導向的(problem approaches)，希望發展因為傳統科學和科技引發之問題的解決策略。因為，過去科學雖然成功的解決了人們的饑餓、孤單、疾病等問題，卻帶來了新的恐懼來源，如環境污染、基因工程、人工智慧、軍事科技等(註23)。這些問題已經嚴重的威脅到人們的生活，所以應有一套解決的對策。

Gernot Wersig建議，在後現代科學的社會裏，資訊科學不應以傳統的學科來看待，應視為一種新科學的標準，否則她將無法吸引很多人的注意。要達到此目的，資訊科學應發展一種新的理論架構以為研究的基礎，而個案研究及質化研究法，也將愈來愈重要(註24)。而在建立理論架構前，應對資訊科學有個回顧，其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註25)

(一)藉由廣泛科學理念的重新定義而發展基本模式(basic models of re-definition of broad scientific concepts)

有些可以指引資訊科學理論建立的一些科學概念或模式應重新定義，因為過去這些概念範圍都太廣泛了，並無助於學科的發展。往後，如果資訊科學關心人類和其知識使用的話，在系統設計時，就應了解在知識傳遞過程中所有行動者(actor)及其行為，包括傳播過程及傳播的信號。因此，建立理論的首要步驟是對一些現有相關的概念，重新定義他們或建立新的模式。

(二)內化概念的科學化重建(scientific reformulation of inter-concepts)

內化概念是指一些似乎很熟悉，我們認為每個人都會了解，原都會以科學方式定義的概念，例如「知識」、「資訊」、「藝術」、「科技」、「文化」和「影像」(image)等名詞。以「知識」這個名詞為例，它是資訊科學中常出現的字眼，但與知識相關的學科有知識心理學、知識社會學、認知理論、認知科學、以知識為主的系統等。這些名詞很難有一完整描述，自證性(self-vidence)很強，雖常出現於很多學科及演講中，卻無法言明其源自那一學門。以科學方法重建這些概念，意指我們要找出其起源，在各不同領域的定義，及各學科應用的方式及原因。

(三)基本模式和內化概念的交織(interweaving of models and inter-concepts)

資訊科學若關心知識、資訊和影像等概念的話，內化概念的工作就顯得很重要，當然，這並不是資訊科學的全部，但資訊科學卻需要對這些概念有普遍性理解，以為決策形成之參考。所以，資訊科學是屬於理論工作(theoretical work)，就某種程度而言是內化概念工作(inter-conceptual work)。而且，基本模式的形成及內化概念的重建，不能就某一學科範圍單獨考量，而應廣泛地就不同領域的角度思考。這些基本概念相互交織，形成一個網路架構，以內化概念為核心，再與其他相關概念相連結，使得資訊科學的理論更為周延。

我們若由Gernot Wersig所謂的資訊科學是一門後現代科學，及知識的改變等角度，來思考圖書資訊學的研究方向，我們可以說，發展解決問題的策略，是未來我們研究的焦點，也是圖書館服務的核心。因為，知識的複雜化、非個人化和不易掌握，加上後現代社會層出不窮的問題，都是人們最感困擾的。圖書資訊學的研究和圖書館的服務，都應從協助人們解決問題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從Gernot Wersig所謂的「資訊是行動的知識」，以及Brenda Dervin的「意義建構」理論來說明。

一、資訊是行動的知識 (Information is knowledge for action)

「資訊是行動的知識」，這句話在德國已流行數年，一直都是描述資訊時的基本理念。意思是理性的行為，是需要仰賴知識的。知識被轉換成某種在特殊情境下，支持某種特殊行動的東西。因為知識的情況已經改變，所以，人們單靠原有的工作方法，在當代社會是不夠。在此情況下，個體要能具有理性的行為，較以往困難，因此，行動者不論是個人、群體、組織或文化都需要幫助。(註26)

我們若從這個觀點來看資訊科學的歷史，我們會了解幫助那些在使用知識上有困惑的人，一直是資訊科學的主要目標。過去知識系統一向必較簡單，可是知識轉趨複雜後，我們必須幫助人們在這樣的知識環境中如何行動，也需要提供這些人一些指引及規則，協助他們找到自己的方向(註27)。

Gernot Wersig對資訊科學是要幫助別人解決問題的看法，由此觀點來看圖書館的經營，參考服務正是其理論的體現：做好參考服務將是我們受到重視的根本。

二、意義建構理論 (sense-making theory)

意義建構理論(sense-making theory)主要是從個人在每天生活中，面臨到問題情境時，所採用的認知策略。該理論二個主要的貢獻是：對傳統研究方法的缺點提出合理的批評，同時建立替代性的研究模式(註28)。

意義建構可以定義為，不論是內在(認知)或外顯(過程)行為，能讓個體在時空中建構或設計自己的動作。因此，意義建構的行為是種溝通行為。資訊的尋找、處理、建立和使用是主要的意義建構活動。意義建構是一個過程(process)，意義是該過程的產物。意義包括「知識」，也包括一些反應個體對情境解釋的主要因素，如觀念、直覺、反應、評估和問題等。意義建構理論意指發展一套方法，研究人們在每天經驗中所發生的意義建構活動。(註29)

該理論的哲學基礎在於Richard F. Carter有關「不連續」(discontinuity)的假設。意指人們每天的生活情境一直在改變，每一種改變對他的意義均不同。Brenda Dervin則以當個體在生活中碰到阻礙時，其解釋問題的方法、定義阻礙的策略、如何跨過該阻礙等步驟，來描述意義建構的過程。阻礙產生和去除的定義，完全視個人和情境因素而定。所以，意義建構理論可以說是「情境－阻礙－使用者／幫助」(situation-gap-uses/helps)等一連串的過程。(註30)

意義建構理論若應用在圖書資訊學的研究上，Douglas Zweizig and Brenda Dervin 認為，我們不應問誰在使用圖書館、圖書館使用的量，而應該問道，其使用圖書館的目的及圖書館對他的幫助是什麼(註31)。過去使用者研究常以人口特質來預測圖書館使用情形，由常態的模式下看使用者，因此，在某一時空(time-space)背景下，某一群人 (例如，男生、高加索人、三十歲、中產階級) 的行為是一樣的，和個人的資訊需求情境沒有相關性。(註32)

但是，其實是使用者在建構環境，而不是適應環境(註33)。所以，預測及瞭解人民如何使用資訊，必須先瞭解其資訊需求產生的情境。情境對個人的意義，如此才能進一步了解，使用者是在那一種情境下，促使他們使用圖書館(註34)。圖書館若能由意義建構理論來了解使用者的資訊需求產生的情境，並提供幫助，必能提升圖書館使用率，圖書館存在的意義也就在於此。

伍、結論

後現代主義是當代社會熱門的名詞，後現代主義的精神可說是滲透到建築、藝術、舞蹈、音樂、戲劇、電影中，對二十世紀的社會產生了重大的衝擊。有人認為後現代主義是資訊時代的產物(註35)，知識、數位化資訊的爆增使得人們知識掌握的困難度提高了，因此，需要有一學科扮演解決後現代社會帶來之問題的角色，圖書資訊學正是這樣的一門學科。

因此，未來圖書資訊學的研究，應是問題導向的，即從協助人們解決問題的角度出發，並由人們問題發生的背景因素來考量，找出解決問題的策略。Gernot Wersig和Brenda Dervin可說是由認知的觀點來看資訊科學。也就是了解人們每天生活情境的意義，與相關資訊間的互動關係(註36)。同樣的，圖書館的服務也應如此，若人們日常生活面臨問題時，圖書館能提供其解決問題的資料，相信圖書館的使用率必然增加，在社會上的重要性也將提升。

註 釋

註 1王岳川、尚水。後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 (北京市：北京大學，民81)，頁85。

註 2 賴鼎銘，「後現代狀況下的圖書資訊服務，」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第23卷第1期 (民86年)：頁44-45。

註 3 甘紹平。傳統理性哲學的終結 (台北市：唐山，民85)。

註 4 哈伯馬斯，「現代與後現代之爭，」 在 Jeffrey C. Aexander, Steven Seidman 主編；吳潛誠編編校。文化與社會 (台北市：立緒，民86)，頁417。

註 5 哈伯馬斯，頁423。

註 6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著；朱元鴻等譯。後理代理論：批判的質疑 (台北市：巨流，民83)，頁19。

註 7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著；朱元鴻等譯，頁20。

註 8 賴鼎銘，頁46。

註 9 甘紹平，頁6-7。

註10 甘紹平，頁8。

註11王岳川，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 (北京市：北京大學，民80)，頁５。

註12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著；朱元鴻等譯，頁293。

註13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著；朱元鴻等譯，頁186。

註14王岳川，頁5-7。

註15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著；朱元鴻等譯，頁21-22。

註16王岳川，頁4。

註17賴鼎銘，頁46-47。

註18王岳川，頁9-14。

註19王岳川、尚水，頁22。

註20王岳川，頁24。

註21Gernot Wersi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ory: a Weaver Bird‘s Perspective,” in Pertti Vakkari and Blaise Cronin, eds. 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istory, Emprical an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 Taylor Graham, 1992), 205-208.

註22 Gernot Wersig, 1992, 201.

註23 Ibid., 210.

註24 Ibid., 211.

註25Gernot Wersig,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Study of Postmodern Knowledge Us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29 (1993): 229.; Gernot Wersig, 1992, 212-215.

註26 Gernot Wersig, 1992, 208.

註27 Ibid., 209.

註28 Reijo Savolainen, “The sense-making theory -- an alternative to intermediary-centered approach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Pertti Vakkari and Blaise Cronin, eds. 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istory, Emprical an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 Taylor Graham, 1992), 149.

註29 Reijo Savolainen, 153.

註30 Ibid., 155.

註31 Douglas Zweizig and Brenda Dervin, “Public Library Use, Users, Uses: Advances in Knowledg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he Adult Clientele of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in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V.7, ed. Melvin J. Voigt and Michael H. Harris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1977), 248.

註32 Brenda Dervin, "Useful Theory for Librarianship," Drexel Library Quarterly 13 (1977): 19.

註33 Brenda Dervin, 20.

註34 Brenda Dervin, Benson Fraser. How Libraries Help (Sacramento, Ca. : California State Library, 1985), 1.

註35王岳川、尚水，頁2。

註36 Nicholas J. Belkin, “The Cognitive Viewpoint in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16 (1990): 12.